安娜·埃莉诺·罗斯福的简介

　　安娜·埃莉诺·罗斯福

　　美国第32任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妻子——安娜·埃莉诺·罗斯福是一位不同寻常的第一夫人，她不是以传统的白宫女主人的形象，而是作为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政治家、外交家和作家被载入历史史册的。埃莉诺·罗斯福之所以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其关键因素之一是她与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婚姻关系。

　　她作了12年的第一夫人，创了美国历史之最。埃莉诺·罗斯福是一位不平凡的第一夫人，她的政治和社会活动、独立意识、公开讲话及作家生涯都是其他第一夫人无法相比的（甚至在美国20世纪的妇女中都找不到与她相比的人）。在此期间，埃莉诺从本质上改变了白宫女主人的传统形象，成为各种社会活动的积极倡导者、政治活动的热情参与者、丈夫事业的有力支持者和政治合作伙伴，这种现象是前所未有的，并为后来的第一夫人们所效仿。

　　自从1905年与富兰克林结为夫妻后，埃莉诺就与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富兰克林逐渐向政治权力巅峰努力期间，她对政治也产生了兴趣，并开始参与政治活动。对此，她说：“我总是从我应该做些什么这个角度来考虑一切事情，而很少根据我的个人愿望。因此，我对政治产生了兴趣。妻子的义务就是要与她丈夫的兴趣爱好保持一致，不管丈夫喜欢的是政治、书籍或某一种菜肴。” 因此，作为一名政治家的妻子，埃莉诺全力支持丈夫的一切活动。1910年，她支持丈夫竞选成功，当选为纽约州达奇斯县的参议员，丈夫的胜利促使埃莉诺与政治的关系日益加深。通过参加更多的政治活动，埃莉诺逐渐学会了正确评价各种各样的人和复杂的社会关系，渐渐懂得政治是如何真正起作用的。同时，这些活动丰富了埃莉诺的头脑，使她感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促使她更加积极地参与政治活动。1912年，埃莉诺第一次参加了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使她对政治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同年，富兰克林由于帮助威尔逊竞选成功而被任命为海军助理部长，政治前途一片光明。此时，埃莉诺认为自己更应该助丈夫一臂之力，当好他政治上的助手。

　　一、1905年—1918年：初涉政坛时期

　　在表面看来，他们的婚姻是很完美的，一个主外——从事政治；一个主内——协助丈夫，夫唱妇随，可谓珠联璧合。尽管这样，他们的婚姻还是出了问题。1918年，埃莉诺发现丈夫爱上了一个名叫露茜·佩吉·梅瑟的女人，当时她极为震惊，感到心灰意冷。婚姻出现危机主要由于他们的性格不同。富兰克林自信、有魅力和社交能力；而埃莉诺则真诚、正直，讲原则、讲理想。这些品格当初使他们相亲相爱，结合在一起，而如今，这些品格已经蜕变成他们冲突的根源。但他们都不会为对方改变自己，所以经过十几年的共同生活之后，他们的婚姻出现了裂痕。露茜事件极大地打击了埃莉诺做妻子的自尊心，她突然对自己的未来感到茫然，她说：“此时此刻，我的整个世界翻了个底朝天，我平生第一次真正地面对自己，面对我周围的一切，面对我的世界。”这个事件使得罗斯福夫妇的亲密夫妻关系从此结束，而被政治上和事业上的合作关系所取代。对此，他们的儿子吉米·罗斯福评价道：“为了社会地位、孩子和未来，他们同意继续他们的婚姻，但是作为事业合作伙伴，而不是丈夫和妻子。”[他们的婚姻继续着，但对埃莉诺来说，这是一条崭新的路，这意味着她得到了某种解脱，再也不用一味地迎合富兰克林的需要了，她可以将宝贵的精力投入自己所感兴趣的事业之中，而不是局限于丈夫的政治活动范围之内。

　　这是埃莉诺初涉政坛的时期。在婚姻危机之前，虽然她已开始参与政治，但她从来没有从中获得满足，而且那时她无法突破一个年轻妻子的传统角色，无法摆脱习惯势力和丈夫对她的约束。自从发现丈夫的婚外情后，她就可以同他建立一种新的不同于以往的伙伴关系，自由地追求新的成功之路。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一个逐渐放弃过去并获得自信的过程，一个逐渐与丈夫建立起平等的政治伙伴关系，同时拥有自己政治事业的过程。

　　二、1919年—1932年：奋勇登攀时期

　　虽然埃莉诺与富兰克林在性格上差别很大，但他们却是一对配合默契的政治伙伴。婚姻危机过后，他们依然在为政治事业奔波。1920年，埃莉诺参加了富兰克林竞选副总统的活动。在竞选中，她在许多问题上显示出了自己独特的敏锐性和缜密的分析能力，她在此期间表现出来的政治才干使舆论界和政界开始对她刮目相看。天有不测风云，富兰克林在1921年患上了脊髓炎，并一度陷入了绝望。对埃莉诺来说，这无疑也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她知道，惟一能让丈夫振作起来的办法就是让他继续留在政坛，因为他是决不会甘心在有生之年过默默无闻的生活的。而且她认为，政治需要的是一个人的头脑、智慧、口才、应变之术、治国之道，身体则在其次。由于丈夫的疾病，埃莉诺的生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她与他的关系更密切了，先是作为他的护理人，后来又作为他政治上的代言人，代替他到各地参加各种会议和活动。作为民主党的一员，埃莉诺参加了民主党州委员会妇女部的工作，于1922年春天发表了她的第一个政治性演讲。1924年，埃莉诺作为民主党妇女部的负责人参加了艾尔弗雷德·史密斯竞选纽约州州长的活动。她在竞选中表现出来的组织和管理才能给职业政治家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史密斯想借助她的力量为1928年总统竞选助选。这一系列活动的结果，使埃莉诺在丈夫接受民主党纽约州州长提名时，比她丈夫在民主党内更有影响力。对这一段经历，埃莉诺后来回忆说：“我丈夫的疾病迫使我最终要自力更生，这个病使我对于他的、我的和孩子们的生活态度发生了变化。” 埃莉诺把1921年到1922年间的那个冬季描绘为对她生命的最严重的考验，她经受住了考验，并逐渐成为政坛上的一颗新星。1928年，富兰克林在埃莉诺的帮助下当选为纽约州州长。从富兰克林瘫痪到当选为纽约州州长的7年里，埃莉诺的政治贡献和出色的组织才能使她成了纽约有重大影响力的政治家之一，她的务实精神在民主党内及妇女政治组织中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纽约时报》对她的影响大肆宣扬，称她是“具有政治头脑和号召力的女人”。

　　作为州长夫人，一方面，埃莉诺拥有自己的事业；另一方面，她在政治上支持和帮助丈夫。在富兰克林任纽约州州长的四年中，埃莉诺和富兰克林学会了在政治上互相帮助，而接近于一种两个政治家间的专业合作。1930年，埃莉诺在记者面前公开评论了自己的婚姻，她认为一个妻子要起三种主要作用，即伴侣、母亲和管家人，其中第一种作用最为重要。她说：“今天，我们知道，一切都取决于妻子与丈夫之间的私人伴侣关系是否融洽。”她强调相互尊敬是一桩美满婚姻的基本要素，同时一个妇女应该发展她自己的兴趣爱好。根据这一点，自露茜事件之后，埃莉诺与富兰克林之间的政治伙伴关系已成为美国人印象最深的事件之一。到1932年时，埃莉诺已经在她与丈夫的关系方面经历了好几场危机，每一场危机都威胁到她的尊严，但她经受住了这些考验，变得更加坚强、更加自信，促使她在政治上取得更大的成功。这是埃莉诺奋勇登攀的时期。由于富兰克林的婚外情，埃莉诺与他的关系一度紧张。但1921年富兰克林的疾病却拉近了两人的距离。为了保住丈夫的政治生命，埃莉诺开始公开参加各种政治活动，成了他政治上的代言人。这一系列活动使埃莉诺的政治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并得到了政界人士的一致承认和赞赏。在为共同事业进行的奋斗中，他们的夫妻间关系变得日益融洽和谐起来。在四年的州长夫人生涯中，埃莉诺成为富兰克林的“耳目”，向他汇报各地的情况，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使埃莉诺在政治上日渐成熟起来，为她12年的第一夫人生涯做了充分的准备。

　　三、1933年—1945年：人生巅峰时期

　　1932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当选为美国第32任总统，埃莉诺由此成为美国第一夫人。总统夫人的权利给她展示了一个新的更为广阔的用武之地，她要利用第一夫人的特殊地位从事她所信奉的事业，迎接时代的挑战。她说：“人们感到在毫无目的地前进，我们都置身于洪流之中，谁也不知道将在何处上岸。在我看来，重要的是我们对于可能发生的事情所持的态度。我们必须以乐观的精神心甘情愿地承担和大家分担可能出现的不测，勇敢地去迎接未来。”1933年—1945年是美国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埃莉诺顺应时代的要求，一改传统第一夫人的形象，积极地参与各种政治和社会活动，代替总统履行了许多重要的政治职能，在战胜经济危机和德国法西斯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们可以把埃莉诺这个时期的政治活动分两个阶段，即“新政”时期（1933—1941年）和美国参加二战时期（1941—1945年）。

　　（一）“新政”时期。1929年—1933年的经济大危机使美国经济严重衰退，失业人数剧增，社会动荡不安。为了克服危机，富兰克林上任伊始就宣布实行“新政”。埃莉诺也在寻找自己的工作方式和目标，希望作为第一夫人为美国人民战胜危机贡献力量。从州长官邸搬进白宫，埃莉诺逐渐表现出更多的独立性。她说：“在结婚初期，我的生活模式大部分是我婆婆的模式。后来是由孩子们和富兰克林制成的模式。当最后一个孩子进入寄宿学校以后，我开始想做一些我想做的事，用我自己的思想和能力去实现我的目标。” 她的目标是什么？首要的目标当然是支持丈夫当好总统。此外，她也有个人的侧重面，即妇女平等权利、黑人民权、青年问题，在这些方面她走在丈夫的前面，也走在全国的前面。埃莉诺是她那个时代美国妇女的象征。作为第一夫人，她一直在为美国妇女获得平等的权利而奋斗。在成为第一夫人的第二天，她就先于丈夫召开了自己的记者招待会，而且只允许女记者参加。由此，她也成了第一个利用媒体的总统夫人。埃莉诺要通过这种方式向她那个时代的美国证明，妇女不仅仅只关心家庭问题，她们对一切问题都有自己的观点。在“新政”期间，对于许多社会问题的解决，如青年人失业问题、帮助千百万贫困家庭、缓和种族矛盾等，她的意见和提供的信息都起了重大的作用。

　　在这期间，埃莉诺和富兰克林的政治伙伴关系不断加强，他们讨论共同关心的政治问题，探讨国家局势，交换对于立法和行政问题的意见，谈论政治和道德价值等，这既是他们共同的事业，同时也成了他们夫妻恩爱的源泉。由于埃莉诺出外旅行比丈夫方便，因此她经常代替他出行，向他提供有关世界各地情况的私人报告。埃莉诺仅在1933年就外出旅行4万英里，第二年是6．8万公里，人们称她是“飞行的第一夫人”。埃莉诺为30年代的“新政”做出了重要贡献，如果说富兰克林是“新政”的“头脑”的话，那么埃莉诺则是“新政”的“心脏”，他们相互补充、相辅相成。对此，迈拉·G·古廷写道：“埃莉诺·罗斯福对总统决策的影响比她前面的任何一位第一夫人都要大。她属于她丈夫的政府，并经常作为他的良心在发挥作用，特别是涉及‘新政"的时候。”到1940年时，埃莉诺已当了八年的第一夫人。在这八年中，她每天早上从6点钟起床一直工作到深夜，为社会事业尽职尽责地操劳，成为丈夫最重要的助手和合作伙伴。她知道她的工作受到了成千上万人的尊重，而最关键的是受到了富兰克林的尊重。

　　在1940年的总统竞选中，埃莉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地卷入政治中。由于国际局势的影响，富兰克林史无前例地参加了第三届总统竞选。迫于当时的国际形势，富兰克林很容易获得了提名，但是许多代表反对他挑选的竞选伙伴亨利·华莱士。由于种种原因，富兰克林未能亲自去会场向代表们做说服工作，埃莉诺就被请去代表他讲话，总统候选人的妻子在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埃莉诺督促代表们将所有的个人利益融化于国家利益之中，她在会上说：“你们不能把这次提名看做平常时期的平常提名。今天，美国人民必须意识到我们正在面临着一个极其严峻的局势。”“未来的四年对总统来说将是困难的，因此他需要一个他所信赖的，能协助他工作的人。这个人就是华莱士。” 她的讲话扭转了大会的局势，最后华莱士获得了提名。埃莉诺在富兰克林的第三次竞选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甚至有人认为，如果没有埃莉诺的帮助，富兰克林能否打破美国175年的历史传统还得另当别论。

　　（二）二战时期。在二战期间，作为一个母亲和第一夫人，埃莉诺一方面把四个儿子全部送到海外作战，另一方面鼎立协助总统，带领全国各阶层人民投入反法西斯战争。在战争期间，埃莉诺继续坚持“新政”，认为美国不能因为战争而放弃“新政”，因为“新政”也是一场战争，一场针对经济萧条的战争。她依旧在为妇女的利益四处奔波，提倡妇女走出家门，走进工厂，支援战争，号召妇女参政，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为此，埃莉诺督促建立特别的社会服务机构，来减轻在职母亲们的负担，同时，要求公司坚决执行战争劳工委员会及“同工同酬”的新政策。

　　在捍卫并支持妇女进入工厂劳动的运动中埃莉诺远远地走在时代的前面。在战争期间，埃莉诺担任了公民权益保护办公室副主任这一官方职务，这是有史以来美国第一夫人第一次担任官方职务。埃莉诺认为公民权益保护不仅意味着要管理防护掩体和医院，还要照料私人房屋、幼儿园和休假设施以及强化社会道德。但她的这种观点遭到保守人士的批评，迫于各方的压力她提出了辞职。对此，她说：“我认识到，像我这样的人在政府中工作是很不明智的。”在这之后，埃莉诺参加了推动美国向欧洲难民儿童开放门户的运动，同时又致力于接收逃往美国的难民，尤其是犹太难民。1941年，由于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的西海岸掀起了反美籍日侨的浪潮。为了遏制这种浪潮，埃莉诺劝告人们不要对无辜的市民进行无端的怀疑，而应该保护公民自由。埃莉诺还一直致力于消除军队中的种族歧视。

　　在战争期间，为民主与和平而战的美国黑人士兵，在军队中却因为种族原因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埃莉诺认为民权尤其是美国黑人的权力是美国民主的试金石，如果没有美国黑人的民主，那美国就不存在真正的民主，所以她不断地对美国陆海军的官员们施加压力，促使在军队中废除种族歧视。在战争期间，陆海军的种族政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战争结束时，只需迈出重要的一步，就可以确保黑人士兵的真正平等。这重要的一步终于在1948年实现了，杜鲁门总统颁布了9981号行政命令，结束了军队中的种族隔离。对此，埃莉诺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战争期间，埃莉诺在外交领域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富兰克林虽然身为三军统帅，但由于身体的残疾，不能经常外出，所以，埃莉诺常常代替他行使这一职能，曾多次出访。例如，1942年，她访问了英国，看望在那里作战的美国盟军。这次访问非常成功，记者查莫斯·罗伯兹撰文说：“与其他曾经访问英国的美国人相比，罗斯福夫人给英国人民带来了更多真正的理解精神。”1943年，埃莉诺看望了在南太平洋作战的美国士兵，并且访问了美国的盟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她的个性在这次旅行中得到了最为感人的反映。作为一位老练的政治家，她的魅力征服了记者、士兵、议员、主妇、农民和工厂的工人们，她对美好世界的描绘唤起了人们的憧憬。1944年，她又视察了位于加勒比海和中美洲的美国基地。埃莉诺的出访极大地提高了军队的士气，她也赢得了官兵们的尊重和爱戴。《阿克兰明星报》称她是：“为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而献身。全世界没有比她更知名的女性，包括所有的最富魅力的电影女明星。”这是埃莉诺政治生涯的巅峰期。总统夫人这一职位为她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她也充分行使了这一职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成就。埃莉诺是一个敢于标新立异的人，在所有的第一夫人中，她是第一个定期举行记者招待会、每日为报刊专栏写文章、出版了数部专著、在全国进行巡回演讲、主持在白宫召开的全国性会议、向各社会改革组织全国大会演讲、在民主党的总统会议上作中心发言、在国外代表她的国家穿越战场的第一夫人。总之，这一时期由于国内外的因素，埃莉诺深深地卷入政治和社会活动中，再加上自身的政治才能，她的政治生涯达到了巅峰期。

　　四、1945年—1962年：再创辉煌时期

　　1945年4月12日，富兰克林去世了，埃莉诺结束了第一夫人的生涯。失去丈夫的埃莉诺感到孤独无助，尽管他们表面上不像其他夫妻那样恩爱，但他的生命是她在过去40年中的主要力量源泉，是她精神上的支柱。他们组成了奇特的一对，她是鼓动家，他是政治家，他们被不可分割的纽带联系在一起，而且互相汲取力量。他们的儿子吉米·罗斯福对此评价道：“真实的情况是他们之间存在着深沉而又不可动摇的感情和柔情蜜意。”埃莉诺经受住了失去丈夫的打击，此时她已原谅了他，她说：“所有的人都有缺点，所有的人都有需要、爱好和难处。多年来生活在一起的男女们开始了解到对方的缺点，但是他们也开始知道和他们一起生活的人身上和他们自己身上哪些是值得尊敬和敬佩的。”

　　离开白宫并不意味着政治活动的结束，埃莉诺要继续为富兰克林和自己的共同理想而奋斗。她说：“人类灵魂的搏击极富意义，其目的是在精神上达到尽善尽美的境地，并为了个人的利益和所有世界上那些共同苦干的人们的利益奉献无私的爱。”1945年的春天对埃莉诺来说是一个新的起点，她开始更加广泛地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并重新开始她的工作——写每日专栏、旅行以及回复她丈夫去世后各地寄来的信件。在以后将近20年的时间里，她依然是美国公众生活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埃莉诺比丈夫多活了17年，在这期间，她的政治活动非常频繁，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再创政治辉煌。她发表了许多文章，关注年轻人和亟待解决的少数民族问题。1945年12月，杜鲁门总统任命她担任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和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主席。此外，她还进行了大量的旅行，去印度、日本、摩洛哥等许多国家进行友好访问。她是有色人种国际联盟组织的成员，这个组织反对歧视黑人，支持有色人种。她还帮助成立了有自由民主人士参加的“美国民主行动”组织。1952年和1956年，她积极支持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阿德莱·史蒂文森竞选。1957年，她去苏联与赫鲁晓夫会谈，在雅尔塔赫鲁晓夫的别墅里，他们探讨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价值观。1960年9月，她去华沙参加了在那里举行的第15届联合国下属机构世界大会。在大会期间，她访问了克拉科夫，在赛伊姆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在波兰国际事务大学参加了讨论，并会见了波兰外交部长亚当·拉帕奇。1961年肯尼迪总统又任命她担任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她还被任命为和平团体的负责人和妇女权利委员会主席。

　　这是埃莉诺在政治上再创辉煌的时期。她已经不是美国第一夫人了，而是一个独立的政治活动家，这使她白宫后的生涯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影响。她在任第一夫人时的重要贡献使很多的政界人士都想借助她的政治力量进行政治活动，肯尼迪就曾借助埃莉诺在美国政界的影响力进行总统竞选，并在他当选后任命她担任政府官员。埃莉诺作为美国驻联合国使团的成员，主持起草了《世界人权宣言》，这个历史文件获得了全世界人民的好评。在埃莉诺生命的最后两年里，她的身体饱受痛苦的折磨，但她的工作热情几乎没有消减，她一面与白血病做斗争，一面为种族平等、世界和平与妇女权益大声疾呼。

　　埃莉诺一直为民众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她于1962年11月7日因白血病逝世，时年78岁。对埃莉诺逝世的消息，《纽约时报》加了这样一个标题：“她是世界妇女新角色的象征。”作家阿德莱·史蒂文森写道：“她面对黑暗总是点起明灯，而不是加以诅咒，她的热情温暖了全世界。”埃莉诺虽然逝世了，但她作为20世纪全美甚至全世界著名的女政治家之一，作为《世界人权宣言》的起草者，将永远被世人所敬仰和怀念。 埃莉诺·罗斯福的一生是不平凡的一生，她一生都在追求独立和美好的理想，与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20世纪全美乃至全世界最杰出的女性之一。

　　埃莉诺之所以走上政治道路并取得如此大的成就，与她的婚姻状况密切相关。与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联姻，预示着埃莉诺的一生都与政治连接在了一起。作为政治家的妻子，她渐渐地参与到丈夫的政治活动中。但1918年的露茜事件导致了他们亲密夫妻关系的结束，但却促使埃莉诺真正走上了从政之路。1921年，富兰克林身体的残疾虽然给整个家庭带来了阴影，但却弥补了他们感情上的隔阂。同时，富兰克林的瘫痪为埃莉诺从政提供了机会，她成了他政治上的代言人，代替他参加各种政治和社会活动。在这些活动中，埃莉诺的政治才能和专业知识受到政界人士的认可，以至于她的名声一度比富兰克林还要大。1928年，埃莉诺帮助丈夫成功当选为纽约州州长。对此，莫利·杜逊说：“罗斯福夫人在富兰克林的当选中发挥关键性的作用。”1932年，富兰克林在经济大危机前当选为美国总统，这为埃莉诺提供了更大的活动空间。

　　12年的第一夫人生涯是埃莉诺政治辉煌的时期，她一改传统第一夫人的形象，作为政治和社会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以及总统的合作伙伴出现在美国人民面前。在富兰克林去世后，埃莉诺依然为实现他们共同的理想而活跃于政坛，并成为公认的“世界第一夫人”。尽管埃莉诺与富兰克林的性格差别很大，但他们都热衷政治，政治维持了他们整整40年的感情。为了共同的事业，他们互相帮助，互相支持，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共同进入了世界名人的殿堂。美国史学家罗伊斯·沙夫对此评价道：“她确实对他很有帮助，但是他对她也有帮助。他为她提供了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她展示了她举世无双的才华和人格品质，赢得了最为广泛的认可和尊敬。很少有总统而且没有其他的第一夫人曾在这个舞台上发挥得像他们这样淋漓尽致。在鲜为人知的一些方面正如她是他的动力一样，他也是她的动力。”埃莉诺与富兰克林一起走过了40个春秋，他们的婚姻也是几经波折。富兰克林早年的背弃，使埃莉诺放弃了对美好婚姻的向往，但她却从来没有后悔嫁给富兰克林，而是选择了另一种表达爱的方式———在政治上帮助他。这种爱对视政治为生命的富兰克林来说是不可缺少的，更是别人无法代替的。也许生活就是这样，有失必有得，如果没有这种婚姻，埃莉诺也许就不会走上从政之路，更不会成为全美著名的女性之一。

美国第32任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妻子——安娜·埃莉诺·罗斯福是一位不同寻常的第一夫人，她不是以传统的白宫女主人的形象，而是作为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政治家、外交家和作家被载入历史史册的。埃莉诺·罗斯福之所以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其关键因素之一是她与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婚姻关系。

她作了12年的第一夫人，创了美国历史之最。埃莉诺·罗斯福是一位不平凡的第一夫人，她的政治和社会活动、独立意识、公开讲话及作家生涯都是其他第一夫人无法相比的（甚至在美国20世纪的妇女中都找不到与她相比的人）。在此期间，埃莉诺从本质上改变了白宫女主人的传统形象，成为各种社会活动的积极倡导者、政治活动的热情参与者、丈夫事业的有力支持者和政治合作伙伴，这种现象是前所未有的，并为后来的第一夫人们所效仿。

自从1905年与富兰克林结为夫妻后，埃莉诺就与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富兰克林逐渐向政治权力巅峰努力期间，她对政治也产生了兴趣，并开始参与政治活动。对此，她说：“我总是从我应该做些什么这个角度来考虑一切事情，而很少根据我的个人愿望。因此，我对政治产生了兴趣。妻子的义务就是要与她丈夫的兴趣爱好保持一致，不管丈夫喜欢的是政治、书籍或某一种菜肴。” 因此，作为一名政治家的妻子，埃莉诺全力支持丈夫的一切活动。1910年，她支持丈夫竞选成功，当选为纽约州达奇斯县的参议员，丈夫的胜利促使埃莉诺与政治的关系日益加深。通过参加更多的政治活动，埃莉诺逐渐学会了正确评价各种各样的人和复杂的社会关系，渐渐懂得政治是如何真正起作用的。同时，这些活动丰富了埃莉诺的头脑，使她感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促使她更加积极地参与政治活动。1912年，埃莉诺第一次参加了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使她对政治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同年，富兰克林由于帮助威尔逊竞选成功而被任命为海军助理部长，政治前途一片光明。此时，埃莉诺认为自己更应该助丈夫一臂之力，当好他政治上的助手。

一、1905年—1918年：初涉政坛时期

在表面看来，他们的婚姻是很完美的，一个主外——从事政治；一个主内——协助丈夫，夫唱妇随，可谓珠联璧合。尽管这样，他们的婚姻还是出了问题。1918年，埃莉诺发现丈夫爱上了一个名叫露茜·佩吉·梅瑟的女人，当时她极为震惊，感到心灰意冷。婚姻出现危机主要由于他们的性格不同。富兰克林自信、有魅力和社交能力；而埃莉诺则真诚、正直，讲原则、讲理想。这些品格当初使他们相亲相爱，结合在一起，而如今，这些品格已经蜕变成他们冲突的根源。但他们都不会为对方改变自己，所以经过十几年的共同生活之后，他们的婚姻出现了裂痕。露茜事件极大地打击了埃莉诺做妻子的自尊心，她突然对自己的未来感到茫然，她说：“此时此刻，我的整个世界翻了个底朝天，我平生第一次真正地面对自己，面对我周围的一切，面对我的世界。”这个事件使得罗斯福夫妇的亲密夫妻关系从此结束，而被政治上和事业上的合作关系所取代。对此，他们的儿子吉米·罗斯福评价道：“为了社会地位、孩子和未来，他们同意继续他们的婚姻，但是作为事业合作伙伴，而不是丈夫和妻子。”[他们的婚姻继续着，但对埃莉诺来说，这是一条崭新的路，这意味着她得到了某种解脱，再也不用一味地迎合富兰克林的需要了，她可以将宝贵的精力投入自己所感兴趣的事业之中，而不是局限于丈夫的政治活动范围之内。

这是埃莉诺初涉政坛的时期。在婚姻危机之前，虽然她已开始参与政治，但她从来没有从中获得满足，而且那时她无法突破一个年轻妻子的传统角色，无法摆脱习惯势力和丈夫对她的约束。自从发现丈夫的婚外情后，她就可以同他建立一种新的不同于以往的伙伴关系，自由地追求新的成功之路。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一个逐渐放弃过去并获得自信的过程，一个逐渐与丈夫建立起平等的政治伙伴关系，同时拥有自己政治事业的过程。

二、1919年—1932年：奋勇登攀时期

虽然埃莉诺与富兰克林在性格上差别很大，但他们却是一对配合默契的政治伙伴。婚姻危机过后，他们依然在为政治事业奔波。1920年，埃莉诺参加了富兰克林竞选副总统的活动。在竞选中，她在许多问题上显示出了自己独特的敏锐性和缜密的分析能力，她在此期间表现出来的政治才干使舆论界和政界开始对她刮目相看。天有不测风云，富兰克林在1921年患上了脊髓炎，并一度陷入了绝望。对埃莉诺来说，这无疑也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她知道，惟一能让丈夫振作起来的办法就是让他继续留在政坛，因为他是决不会甘心在有生之年过默默无闻的生活的。而且她认为，政治需要的是一个人的头脑、智慧、口才、应变之术、治国之道，身体则在其次。由于丈夫的疾病，埃莉诺的生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她与他的关系更密切了，先是作为他的护理人，后来又作为他政治上的代言人，代替他到各地参加各种会议和活动。作为民主党的一员，埃莉诺参加了民主党州委员会妇女部的工作，于1922年春天发表了她的第一个政治性演讲。1924年，埃莉诺作为民主党妇女部的负责人参加了艾尔弗雷德·史密斯竞选纽约州州长的活动。她在竞选中表现出来的组织和管理才能给职业政治家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史密斯想借助她的力量为1928年总统竞选助选。这一系列活动的结果，使埃莉诺在丈夫接受民主党纽约州州长提名时，比她丈夫在民主党内更有影响力。对这一段经历，埃莉诺后来回忆说：“我丈夫的疾病迫使我最终要自力更生，这个病使我对于他的、我的和孩子们的生活态度发生了变化。” 埃莉诺把1921年到1922年间的那个冬季描绘为对她生命的最严重的考验，她经受住了考验，并逐渐成为政坛上的一颗新星。1928年，富兰克林在埃莉诺的帮助下当选为纽约州州长。从富兰克林瘫痪到当选为纽约州州长的7年里，埃莉诺的政治贡献和出色的组织才能使她成了纽约有重大影响力的政治家之一，她的务实精神在民主党内及妇女政治组织中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纽约时报》对她的影响大肆宣扬，称她是“具有政治头脑和号召力的女人”。

作为州长夫人，一方面，埃莉诺拥有自己的事业；另一方面，她在政治上支持和帮助丈夫。在富兰克林任纽约州州长的四年中，埃莉诺和富兰克林学会了在政治上互相帮助，而接近于一种两个政治家间的专业合作。1930年，埃莉诺在记者面前公开评论了自己的婚姻，她认为一个妻子要起三种主要作用，即伴侣、母亲和管家人，其中第一种作用最为重要。她说：“今天，我们知道，一切都取决于妻子与丈夫之间的私人伴侣关系是否融洽。”她强调相互尊敬是一桩美满婚姻的基本要素，同时一个妇女应该发展她自己的兴趣爱好。根据这一点，自露茜事件之后，埃莉诺与富兰克林之间的政治伙伴关系已成为美国人印象最深的事件之一。到1932年时，埃莉诺已经在她与丈夫的关系方面经历了好几场危机，每一场危机都威胁到她的尊严，但她经受住了这些考验，变得更加坚强、更加自信，促使她在政治上取得更大的成功。这是埃莉诺奋勇登攀的时期。由于富兰克林的婚外情，埃莉诺与他的关系一度紧张。但1921年富兰克林的疾病却拉近了两人的距离。为了保住丈夫的政治生命，埃莉诺开始公开参加各种政治活动，成了他政治上的代言人。这一系列活动使埃莉诺的政治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并得到了政界人士的一致承认和赞赏。在为共同事业进行的奋斗中，他们的夫妻间关系变得日益融洽和谐起来。在四年的州长夫人生涯中，埃莉诺成为富兰克林的“耳目”，向他汇报各地的情况，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使埃莉诺在政治上日渐成熟起来，为她12年的第一夫人生涯做了充分的准备。

三、1933年—1945年：人生巅峰时期

1932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当选为美国第32任总统，埃莉诺由此成为美国第一夫人。总统夫人的权利给她展示了一个新的更为广阔的用武之地，她要利用第一夫人的特殊地位从事她所信奉的事业，迎接时代的挑战。她说：“人们感到在毫无目的地前进，我们都置身于洪流之中，谁也不知道将在何处上岸。在我看来，重要的是我们对于可能发生的事情所持的态度。我们必须以乐观的精神心甘情愿地承担和大家分担可能出现的不测，勇敢地去迎接未来。”1933年—1945年是美国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埃莉诺顺应时代的要求，一改传统第一夫人的形象，积极地参与各种政治和社会活动，代替总统履行了许多重要的政治职能，在战胜经济危机和德国法西斯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们可以把埃莉诺这个时期的政治活动分两个阶段，即“新政”时期（1933—1941年）和美国参加二战时期（1941—1945年）。

（一）“新政”时期。1929年—1933年的经济大危机使美国经济严重衰退，失业人数剧增，社会动荡不安。为了克服危机，富兰克林上任伊始就宣布实行“新政”。埃莉诺也在寻找自己的工作方式和目标，希望作为第一夫人为美国人民战胜危机贡献力量。从州长官邸搬进白宫，埃莉诺逐渐表现出更多的独立性。她说：“在结婚初期，我的生活模式大部分是我婆婆的模式。后来是由孩子们和富兰克林制成的模式。当最后一个孩子进入寄宿学校以后，我开始想做一些我想做的事，用我自己的思想和能力去实现我的目标。” 她的目标是什么？首要的目标当然是支持丈夫当好总统。此外，她也有个人的侧重面，即妇女平等权利、黑人民权、青年问题，在这些方面她走在丈夫的前面，也走在全国的前面。埃莉诺是她那个时代美国妇女的象征。作为第一夫人，她一直在为美国妇女获得平等的权利而奋斗。在成为第一夫人的第二天，她就先于丈夫召开了自己的记者招待会，而且只允许女记者参加。由此，她也成了第一个利用媒体的总统夫人。埃莉诺要通过这种方式向她那个时代的美国证明，妇女不仅仅只关心家庭问题，她们对一切问题都有自己的观点。在“新政”期间，对于许多社会问题的解决，如青年人失业问题、帮助千百万贫困家庭、缓和种族矛盾等，她的意见和提供的信息都起了重大的作用。

在这期间，埃莉诺和富兰克林的政治伙伴关系不断加强，他们讨论共同关心的政治问题，探讨国家局势，交换对于立法和行政问题的意见，谈论政治和道德价值等，这既是他们共同的事业，同时也成了他们夫妻恩爱的源泉。由于埃莉诺出外旅行比丈夫方便，因此她经常代替他出行，向他提供有关世界各地情况的私人报告。埃莉诺仅在1933年就外出旅行4万英里，第二年是6．8万公里，人们称她是“飞行的第一夫人”。埃莉诺为30年代的“新政”做出了重要贡献，如果说富兰克林是“新政”的“头脑”的话，那么埃莉诺则是“新政”的“心脏”，他们相互补充、相辅相成。对此，迈拉·G·古廷写道：“埃莉诺·罗斯福对总统决策的影响比她前面的任何一位第一夫人都要大。她属于她丈夫的政府，并经常作为他的良心在发挥作用，特别是涉及‘新政"的时候。”到1940年时，埃莉诺已当了八年的第一夫人。在这八年中，她每天早上从6点钟起床一直工作到深夜，为社会事业尽职尽责地操劳，成为丈夫最重要的助手和合作伙伴。她知道她的工作受到了成千上万人的尊重，而最关键的是受到了富兰克林的尊重。

在1940年的总统竞选中，埃莉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地卷入政治中。由于国际局势的影响，富兰克林史无前例地参加了第三届总统竞选。迫于当时的国际形势，富兰克林很容易获得了提名，但是许多代表反对他挑选的竞选伙伴亨利·华莱士。由于种种原因，富兰克林未能亲自去会场向代表们做说服工作，埃莉诺就被请去代表他讲话，总统候选人的妻子在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埃莉诺督促代表们将所有的个人利益融化于国家利益之中，她在会上说：“你们不能把这次提名看做平常时期的平常提名。今天，美国人民必须意识到我们正在面临着一个极其严峻的局势。”“未来的四年对总统来说将是困难的，因此他需要一个他所信赖的，能协助他工作的人。这个人就是华莱士。” 她的讲话扭转了大会的局势，最后华莱士获得了提名。埃莉诺在富兰克林的第三次竞选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甚至有人认为，如果没有埃莉诺的帮助，富兰克林能否打破美国175年的历史传统还得另当别论。

（二）二战时期。在二战期间，作为一个母亲和第一夫人，埃莉诺一方面把四个儿子全部送到海外作战，另一方面鼎立协助总统，带领全国各阶层人民投入反法西斯战争。在战争期间，埃莉诺继续坚持“新政”，认为美国不能因为战争而放弃“新政”，因为“新政”也是一场战争，一场针对经济萧条的战争。她依旧在为妇女的利益四处奔波，提倡妇女走出家门，走进工厂，支援战争，号召妇女参政，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为此，埃莉诺督促建立特别的社会服务机构，来减轻在职母亲们的负担，同时，要求公司坚决执行战争劳工委员会及“同工同酬”的新政策。

在捍卫并支持妇女进入工厂劳动的运动中埃莉诺远远地走在时代的前面。在战争期间，埃莉诺担任了公民权益保护办公室副主任这一官方职务，这是有史以来美国第一夫人第一次担任官方职务。埃莉诺认为公民权益保护不仅意味着要管理防护掩体和医院，还要照料私人房屋、幼儿园和休假设施以及强化社会道德。但她的这种观点遭到保守人士的批评，迫于各方的压力她提出了辞职。对此，她说：“我认识到，像我这样的人在政府中工作是很不明智的。”在这之后，埃莉诺参加了推动美国向欧洲难民儿童开放门户的运动，同时又致力于接收逃往美国的难民，尤其是犹太难民。1941年，由于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的西海岸掀起了反美籍日侨的浪潮。为了遏制这种浪潮，埃莉诺劝告人们不要对无辜的市民进行无端的怀疑，而应该保护公民自由。埃莉诺还一直致力于消除军队中的种族歧视。

在战争期间，为民主与和平而战的美国黑人士兵，在军队中却因为种族原因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埃莉诺认为民权尤其是美国黑人的权力是美国民主的试金石，如果没有美国黑人的民主，那美国就不存在真正的民主，所以她不断地对美国陆海军的官员们施加压力，促使在军队中废除种族歧视。在战争期间，陆海军的种族政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战争结束时，只需迈出重要的一步，就可以确保黑人士兵的真正平等。这重要的一步终于在1948年实现了，杜鲁门总统颁布了9981号行政命令，结束了军队中的种族隔离。对此，埃莉诺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战争期间，埃莉诺在外交领域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富兰克林虽然身为三军统帅，但由于身体的残疾，不能经常外出，所以，埃莉诺常常代替他行使这一职能，曾多次出访。例如，1942年，她访问了英国，看望在那里作战的美国盟军。这次访问非常成功，记者查莫斯·罗伯兹撰文说：“与其他曾经访问英国的美国人相比，罗斯福夫人给英国人民带来了更多真正的理解精神。”1943年，埃莉诺看望了在南太平洋作战的美国士兵，并且访问了美国的盟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她的个性在这次旅行中得到了最为感人的反映。作为一位老练的政治家，她的魅力征服了记者、士兵、议员、主妇、农民和工厂的工人们，她对美好世界的描绘唤起了人们的憧憬。1944年，她又视察了位于加勒比海和中美洲的美国基地。埃莉诺的出访极大地提高了军队的士气，她也赢得了官兵们的尊重和爱戴。《阿克兰明星报》称她是：“为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而献身。全世界没有比她更知名的女性，包括所有的最富魅力的电影女明星。”这是埃莉诺政治生涯的巅峰期。总统夫人这一职位为她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她也充分行使了这一职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成就。埃莉诺是一个敢于标新立异的人，在所有的第一夫人中，她是第一个定期举行记者招待会、每日为报刊专栏写文章、出版了数部专著、在全国进行巡回演讲、主持在白宫召开的全国性会议、向各社会改革组织全国大会演讲、在民主党的总统会议上作中心发言、在国外代表她的国家穿越战场的第一夫人。总之，这一时期由于国内外的因素，埃莉诺深深地卷入政治和社会活动中，再加上自身的政治才能，她的政治生涯达到了巅峰期。

四、1945年—1962年：再创辉煌时期

1945年4月12日，富兰克林去世了，埃莉诺结束了第一夫人的生涯。失去丈夫的埃莉诺感到孤独无助，尽管他们表面上不像其他夫妻那样恩爱，但他的生命是她在过去40年中的主要力量源泉，是她精神上的支柱。他们组成了奇特的一对，她是鼓动家，他是政治家，他们被不可分割的纽带联系在一起，而且互相汲取力量。他们的儿子吉米·罗斯福对此评价道：“真实的情况是他们之间存在着深沉而又不可动摇的感情和柔情蜜意。”埃莉诺经受住了失去丈夫的打击，此时她已原谅了他，她说：“所有的人都有缺点，所有的人都有需要、爱好和难处。多年来生活在一起的男女们开始了解到对方的缺点，但是他们也开始知道和他们一起生活的人身上和他们自己身上哪些是值得尊敬和敬佩的。”

离开白宫并不意味着政治活动的结束，埃莉诺要继续为富兰克林和自己的共同理想而奋斗。她说：“人类灵魂的搏击极富意义，其目的是在精神上达到尽善尽美的境地，并为了个人的利益和所有世界上那些共同苦干的人们的利益奉献无私的爱。”1945年的春天对埃莉诺来说是一个新的起点，她开始更加广泛地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并重新开始她的工作——写每日专栏、旅行以及回复她丈夫去世后各地寄来的信件。在以后将近20年的时间里，她依然是美国公众生活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埃莉诺比丈夫多活了17年，在这期间，她的政治活动非常频繁，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再创政治辉煌。她发表了许多文章，关注年轻人和亟待解决的少数民族问题。1945年12月，杜鲁门总统任命她担任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和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主席。此外，她还进行了大量的旅行，去印度、日本、摩洛哥等许多国家进行友好访问。她是有色人种国际联盟组织的成员，这个组织反对歧视黑人，支持有色人种。她还帮助成立了有自由民主人士参加的“美国民主行动”组织。1952年和1956年，她积极支持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阿德莱·史蒂文森竞选。1957年，她去苏联与赫鲁晓夫会谈，在雅尔塔赫鲁晓夫的别墅里，他们探讨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价值观。1960年9月，她去华沙参加了在那里举行的第15届联合国下属机构世界大会。在大会期间，她访问了克拉科夫，在赛伊姆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在波兰国际事务大学参加了讨论，并会见了波兰外交部长亚当·拉帕奇。1961年肯尼迪总统又任命她担任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她还被任命为和平团体的负责人和妇女权利委员会主席。

这是埃莉诺在政治上再创辉煌的时期。她已经不是美国第一夫人了，而是一个独立的政治活动家，这使她白宫后的生涯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影响。她在任第一夫人时的重要贡献使很多的政界人士都想借助她的政治力量进行政治活动，肯尼迪就曾借助埃莉诺在美国政界的影响力进行总统竞选，并在他当选后任命她担任政府官员。埃莉诺作为美国驻联合国使团的成员，主持起草了《世界人权宣言》，这个历史文件获得了全世界人民的好评。在埃莉诺生命的最后两年里，她的身体饱受痛苦的折磨，但她的工作热情几乎没有消减，她一面与白血病做斗争，一面为种族平等、世界和平与妇女权益大声疾呼。

埃莉诺一直为民众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她于1962年11月7日因白血病逝世，时年78岁。对埃莉诺逝世的消息，《纽约时报》加了这样一个标题：“她是世界妇女新角色的象征。”作家阿德莱·史蒂文森写道：“她面对黑暗总是点起明灯，而不是加以诅咒，她的热情温暖了全世界。”埃莉诺虽然逝世了，但她作为20世纪全美甚至全世界著名的女政治家之一，作为《世界人权宣言》的起草者，将永远被世人所敬仰和怀念。 埃莉诺·罗斯福的一生是不平凡的一生，她一生都在追求独立和美好的理想，与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20世纪全美乃至全世界最杰出的女性之一。

埃莉诺之所以走上政治道路并取得如此大的成就，与她的婚姻状况密切相关。与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联姻，预示着埃莉诺的一生都与政治连接在了一起。作为政治家的妻子，她渐渐地参与到丈夫的政治活动中。但1918年的露茜事件导致了他们亲密夫妻关系的结束，但却促使埃莉诺真正走上了从政之路。1921年，富兰克林身体的残疾虽然给整个家庭带来了阴影，但却弥补了他们感情上的隔阂。同时，富兰克林的瘫痪为埃莉诺从政提供了机会，她成了他政治上的代言人，代替他参加各种政治和社会活动。在这些活动中，埃莉诺的政治才能和专业知识受到政界人士的认可，以至于她的名声一度比富兰克林还要大。1928年，埃莉诺帮助丈夫成功当选为纽约州州长。对此，莫利·杜逊说：“罗斯福夫人在富兰克林的当选中发挥关键性的作用。”1932年，富兰克林在经济大危机前当选为美国总统，这为埃莉诺提供了更大的活动空间。

12年的第一夫人生涯是埃莉诺政治辉煌的时期，她一改传统第一夫人的形象，作为政治和社会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以及总统的合作伙伴出现在美国人民面前。在富兰克林去世后，埃莉诺依然为实现他们共同的理想而活跃于政坛，并成为公认的“世界第一夫人”。尽管埃莉诺与富兰克林的性格差别很大，但他们都热衷政治，政治维持了他们整整40年的感情。为了共同的事业，他们互相帮助，互相支持，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共同进入了世界名人的殿堂。美国史学家罗伊斯·沙夫对此评价道：“她确实对他很有帮助，但是他对她也有帮助。他为她提供了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她展示了她举世无双的才华和人格品质，赢得了最为广泛的认可和尊敬。很少有总统而且没有其他的第一夫人曾在这个舞台上发挥得像他们这样淋漓尽致。在鲜为人知的一些方面正如她是他的动力一样，他也是她的动力。”埃莉诺与富兰克林一起走过了40个春秋，他们的婚姻也是几经波折。富兰克林早年的背弃，使埃莉诺放弃了对美好婚姻的向往，但她却从来没有后悔嫁给富兰克林，而是选择了另一种表达爱的方式———在政治上帮助他。这种爱对视政治为生命的富兰克林来说是不可缺少的，更是别人无法代替的。也许生活就是这样，有失必有得，如果没有这种婚姻，埃莉诺也许就不会走上从政之路，更不会成为全美著名的女性之一。

美国第32任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妻子——安娜·埃莉诺·罗斯福是一位不同寻常的第一夫人，她不是以传统的白宫女主人的形象，而是作为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政治家、外交家和作家被载入历史史册的。埃莉诺·罗斯福之所以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其关键因素之一是她与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婚姻关系。

她作了12年的第一夫人，创了美国历史之最。埃莉诺·罗斯福是一位不平凡的第一夫人，她的政治和社会活动、独立意识、公开讲话及作家生涯都是其他第一夫人无法相比的（甚至在美国20世纪的妇女中都找不到与她相比的人）。在此期间，埃莉诺从本质上改变了白宫女主人的传统形象，成为各种社会活动的积极倡导者、政治活动的热情参与者、丈夫事业的有力支持者和政治合作伙伴，这种现象是前所未有的，并为后来的第一夫人们所效仿。

自从1905年与富兰克林结为夫妻后，埃莉诺就与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富兰克林逐渐向政治权力巅峰努力期间，她对政治也产生了兴趣，并开始参与政治活动。对此，她说：“我总是从我应该做些什么这个角度来考虑一切事情，而很少根据我的个人愿望。因此，我对政治产生了兴趣。妻子的义务就是要与她丈夫的兴趣爱好保持一致，不管丈夫喜欢的是政治、书籍或某一种菜肴。” 因此，作为一名政治家的妻子，埃莉诺全力支持丈夫的一切活动。1910年，她支持丈夫竞选成功，当选为纽约州达奇斯县的参议员，丈夫的胜利促使埃莉诺与政治的关系日益加深。通过参加更多的政治活动，埃莉诺逐渐学会了正确评价各种各样的人和复杂的社会关系，渐渐懂得政治是如何真正起作用的。同时，这些活动丰富了埃莉诺的头脑，使她感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促使她更加积极地参与政治活动。1912年，埃莉诺第一次参加了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使她对政治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同年，富兰克林由于帮助威尔逊竞选成功而被任命为海军助理部长，政治前途一片光明。此时，埃莉诺认为自己更应该助丈夫一臂之力，当好他政治上的助手。

一、1905年—1918年：初涉政坛时期

在表面看来，他们的婚姻是很完美的，一个主外——从事政治；一个主内——协助丈夫，夫唱妇随，可谓珠联璧合。尽管这样，他们的婚姻还是出了问题。1918年，埃莉诺发现丈夫爱上了一个名叫露茜·佩吉·梅瑟的女人，当时她极为震惊，感到心灰意冷。婚姻出现危机主要由于他们的性格不同。富兰克林自信、有魅力和社交能力；而埃莉诺则真诚、正直，讲原则、讲理想。这些品格当初使他们相亲相爱，结合在一起，而如今，这些品格已经蜕变成他们冲突的根源。但他们都不会为对方改变自己，所以经过十几年的共同生活之后，他们的婚姻出现了裂痕。露茜事件极大地打击了埃莉诺做妻子的自尊心，她突然对自己的未来感到茫然，她说：“此时此刻，我的整个世界翻了个底朝天，我平生第一次真正地面对自己，面对我周围的一切，面对我的世界。”这个事件使得罗斯福夫妇的亲密夫妻关系从此结束，而被政治上和事业上的合作关系所取代。对此，他们的儿子吉米·罗斯福评价道：“为了社会地位、孩子和未来，他们同意继续他们的婚姻，但是作为事业合作伙伴，而不是丈夫和妻子。”[他们的婚姻继续着，但对埃莉诺来说，这是一条崭新的路，这意味着她得到了某种解脱，再也不用一味地迎合富兰克林的需要了，她可以将宝贵的精力投入自己所感兴趣的事业之中，而不是局限于丈夫的政治活动范围之内。

这是埃莉诺初涉政坛的时期。在婚姻危机之前，虽然她已开始参与政治，但她从来没有从中获得满足，而且那时她无法突破一个年轻妻子的传统角色，无法摆脱习惯势力和丈夫对她的约束。自从发现丈夫的婚外情后，她就可以同他建立一种新的不同于以往的伙伴关系，自由地追求新的成功之路。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一个逐渐放弃过去并获得自信的过程，一个逐渐与丈夫建立起平等的政治伙伴关系，同时拥有自己政治事业的过程。

二、1919年—1932年：奋勇登攀时期

虽然埃莉诺与富兰克林在性格上差别很大，但他们却是一对配合默契的政治伙伴。婚姻危机过后，他们依然在为政治事业奔波。1920年，埃莉诺参加了富兰克林竞选副总统的活动。在竞选中，她在许多问题上显示出了自己独特的敏锐性和缜密的分析能力，她在此期间表现出来的政治才干使舆论界和政界开始对她刮目相看。天有不测风云，富兰克林在1921年患上了脊髓炎，并一度陷入了绝望。对埃莉诺来说，这无疑也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她知道，惟一能让丈夫振作起来的办法就是让他继续留在政坛，因为他是决不会甘心在有生之年过默默无闻的生活的。而且她认为，政治需要的是一个人的头脑、智慧、口才、应变之术、治国之道，身体则在其次。由于丈夫的疾病，埃莉诺的生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她与他的关系更密切了，先是作为他的护理人，后来又作为他政治上的代言人，代替他到各地参加各种会议和活动。作为民主党的一员，埃莉诺参加了民主党州委员会妇女部的工作，于1922年春天发表了她的第一个政治性演讲。1924年，埃莉诺作为民主党妇女部的负责人参加了艾尔弗雷德·史密斯竞选纽约州州长的活动。她在竞选中表现出来的组织和管理才能给职业政治家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史密斯想借助她的力量为1928年总统竞选助选。这一系列活动的结果，使埃莉诺在丈夫接受民主党纽约州州长提名时，比她丈夫在民主党内更有影响力。对这一段经历，埃莉诺后来回忆说：“我丈夫的疾病迫使我最终要自力更生，这个病使我对于他的、我的和孩子们的生活态度发生了变化。” 埃莉诺把1921年到1922年间的那个冬季描绘为对她生命的最严重的考验，她经受住了考验，并逐渐成为政坛上的一颗新星。1928年，富兰克林在埃莉诺的帮助下当选为纽约州州长。从富兰克林瘫痪到当选为纽约州州长的7年里，埃莉诺的政治贡献和出色的组织才能使她成了纽约有重大影响力的政治家之一，她的务实精神在民主党内及妇女政治组织中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纽约时报》对她的影响大肆宣扬，称她是“具有政治头脑和号召力的女人”。

作为州长夫人，一方面，埃莉诺拥有自己的事业；另一方面，她在政治上支持和帮助丈夫。在富兰克林任纽约州州长的四年中，埃莉诺和富兰克林学会了在政治上互相帮助，而接近于一种两个政治家间的专业合作。1930年，埃莉诺在记者面前公开评论了自己的婚姻，她认为一个妻子要起三种主要作用，即伴侣、母亲和管家人，其中第一种作用最为重要。她说：“今天，我们知道，一切都取决于妻子与丈夫之间的私人伴侣关系是否融洽。”她强调相互尊敬是一桩美满婚姻的基本要素，同时一个妇女应该发展她自己的兴趣爱好。根据这一点，自露茜事件之后，埃莉诺与富兰克林之间的政治伙伴关系已成为美国人印象最深的事件之一。到1932年时，埃莉诺已经在她与丈夫的关系方面经历了好几场危机，每一场危机都威胁到她的尊严，但她经受住了这些考验，变得更加坚强、更加自信，促使她在政治上取得更大的成功。这是埃莉诺奋勇登攀的时期。由于富兰克林的婚外情，埃莉诺与他的关系一度紧张。但1921年富兰克林的疾病却拉近了两人的距离。为了保住丈夫的政治生命，埃莉诺开始公开参加各种政治活动，成了他政治上的代言人。这一系列活动使埃莉诺的政治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并得到了政界人士的一致承认和赞赏。在为共同事业进行的奋斗中，他们的夫妻间关系变得日益融洽和谐起来。在四年的州长夫人生涯中，埃莉诺成为富兰克林的“耳目”，向他汇报各地的情况，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使埃莉诺在政治上日渐成熟起来，为她12年的第一夫人生涯做了充分的准备。

三、1933年—1945年：人生巅峰时期

1932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当选为美国第32任总统，埃莉诺由此成为美国第一夫人。总统夫人的权利给她展示了一个新的更为广阔的用武之地，她要利用第一夫人的特殊地位从事她所信奉的事业，迎接时代的挑战。她说：“人们感到在毫无目的地前进，我们都置身于洪流之中，谁也不知道将在何处上岸。在我看来，重要的是我们对于可能发生的事情所持的态度。我们必须以乐观的精神心甘情愿地承担和大家分担可能出现的不测，勇敢地去迎接未来。”1933年—1945年是美国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埃莉诺顺应时代的要求，一改传统第一夫人的形象，积极地参与各种政治和社会活动，代替总统履行了许多重要的政治职能，在战胜经济危机和德国法西斯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们可以把埃莉诺这个时期的政治活动分两个阶段，即“新政”时期（1933—1941年）和美国参加二战时期（1941—1945年）。

（一）“新政”时期。1929年—1933年的经济大危机使美国经济严重衰退，失业人数剧增，社会动荡不安。为了克服危机，富兰克林上任伊始就宣布实行“新政”。埃莉诺也在寻找自己的工作方式和目标，希望作为第一夫人为美国人民战胜危机贡献力量。从州长官邸搬进白宫，埃莉诺逐渐表现出更多的独立性。她说：“在结婚初期，我的生活模式大部分是我婆婆的模式。后来是由孩子们和富兰克林制成的模式。当最后一个孩子进入寄宿学校以后，我开始想做一些我想做的事，用我自己的思想和能力去实现我的目标。” 她的目标是什么？首要的目标当然是支持丈夫当好总统。此外，她也有个人的侧重面，即妇女平等权利、黑人民权、青年问题，在这些方面她走在丈夫的前面，也走在全国的前面。埃莉诺是她那个时代美国妇女的象征。作为第一夫人，她一直在为美国妇女获得平等的权利而奋斗。在成为第一夫人的第二天，她就先于丈夫召开了自己的记者招待会，而且只允许女记者参加。由此，她也成了第一个利用媒体的总统夫人。埃莉诺要通过这种方式向她那个时代的美国证明，妇女不仅仅只关心家庭问题，她们对一切问题都有自己的观点。在“新政”期间，对于许多社会问题的解决，如青年人失业问题、帮助千百万贫困家庭、缓和种族矛盾等，她的意见和提供的信息都起了重大的作用。

在这期间，埃莉诺和富兰克林的政治伙伴关系不断加强，他们讨论共同关心的政治问题，探讨国家局势，交换对于立法和行政问题的意见，谈论政治和道德价值等，这既是他们共同的事业，同时也成了他们夫妻恩爱的源泉。由于埃莉诺出外旅行比丈夫方便，因此她经常代替他出行，向他提供有关世界各地情况的私人报告。埃莉诺仅在1933年就外出旅行4万英里，第二年是6．8万公里，人们称她是“飞行的第一夫人”。埃莉诺为30年代的“新政”做出了重要贡献，如果说富兰克林是“新政”的“头脑”的话，那么埃莉诺则是“新政”的“心脏”，他们相互补充、相辅相成。对此，迈拉·G·古廷写道：“埃莉诺·罗斯福对总统决策的影响比她前面的任何一位第一夫人都要大。她属于她丈夫的政府，并经常作为他的良心在发挥作用，特别是涉及‘新政"的时候。”到1940年时，埃莉诺已当了八年的第一夫人。在这八年中，她每天早上从6点钟起床一直工作到深夜，为社会事业尽职尽责地操劳，成为丈夫最重要的助手和合作伙伴。她知道她的工作受到了成千上万人的尊重，而最关键的是受到了富兰克林的尊重。

在1940年的总统竞选中，埃莉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地卷入政治中。由于国际局势的影响，富兰克林史无前例地参加了第三届总统竞选。迫于当时的国际形势，富兰克林很容易获得了提名，但是许多代表反对他挑选的竞选伙伴亨利·华莱士。由于种种原因，富兰克林未能亲自去会场向代表们做说服工作，埃莉诺就被请去代表他讲话，总统候选人的妻子在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埃莉诺督促代表们将所有的个人利益融化于国家利益之中，她在会上说：“你们不能把这次提名看做平常时期的平常提名。今天，美国人民必须意识到我们正在面临着一个极其严峻的局势。”“未来的四年对总统来说将是困难的，因此他需要一个他所信赖的，能协助他工作的人。这个人就是华莱士。” 她的讲话扭转了大会的局势，最后华莱士获得了提名。埃莉诺在富兰克林的第三次竞选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甚至有人认为，如果没有埃莉诺的帮助，富兰克林能否打破美国175年的历史传统还得另当别论。

（二）二战时期。在二战期间，作为一个母亲和第一夫人，埃莉诺一方面把四个儿子全部送到海外作战，另一方面鼎立协助总统，带领全国各阶层人民投入反法西斯战争。在战争期间，埃莉诺继续坚持“新政”，认为美国不能因为战争而放弃“新政”，因为“新政”也是一场战争，一场针对经济萧条的战争。她依旧在为妇女的利益四处奔波，提倡妇女走出家门，走进工厂，支援战争，号召妇女参政，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为此，埃莉诺督促建立特别的社会服务机构，来减轻在职母亲们的负担，同时，要求公司坚决执行战争劳工委员会及“同工同酬”的新政策。

在捍卫并支持妇女进入工厂劳动的运动中埃莉诺远远地走在时代的前面。在战争期间，埃莉诺担任了公民权益保护办公室副主任这一官方职务，这是有史以来美国第一夫人第一次担任官方职务。埃莉诺认为公民权益保护不仅意味着要管理防护掩体和医院，还要照料私人房屋、幼儿园和休假设施以及强化社会道德。但她的这种观点遭到保守人士的批评，迫于各方的压力她提出了辞职。对此，她说：“我认识到，像我这样的人在政府中工作是很不明智的。”在这之后，埃莉诺参加了推动美国向欧洲难民儿童开放门户的运动，同时又致力于接收逃往美国的难民，尤其是犹太难民。1941年，由于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的西海岸掀起了反美籍日侨的浪潮。为了遏制这种浪潮，埃莉诺劝告人们不要对无辜的市民进行无端的怀疑，而应该保护公民自由。埃莉诺还一直致力于消除军队中的种族歧视。

在战争期间，为民主与和平而战的美国黑人士兵，在军队中却因为种族原因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埃莉诺认为民权尤其是美国黑人的权力是美国民主的试金石，如果没有美国黑人的民主，那美国就不存在真正的民主，所以她不断地对美国陆海军的官员们施加压力，促使在军队中废除种族歧视。在战争期间，陆海军的种族政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战争结束时，只需迈出重要的一步，就可以确保黑人士兵的真正平等。这重要的一步终于在1948年实现了，杜鲁门总统颁布了9981号行政命令，结束了军队中的种族隔离。对此，埃莉诺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战争期间，埃莉诺在外交领域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富兰克林虽然身为三军统帅，但由于身体的残疾，不能经常外出，所以，埃莉诺常常代替他行使这一职能，曾多次出访。例如，1942年，她访问了英国，看望在那里作战的美国盟军。这次访问非常成功，记者查莫斯·罗伯兹撰文说：“与其他曾经访问英国的美国人相比，罗斯福夫人给英国人民带来了更多真正的理解精神。”1943年，埃莉诺看望了在南太平洋作战的美国士兵，并且访问了美国的盟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她的个性在这次旅行中得到了最为感人的反映。作为一位老练的政治家，她的魅力征服了记者、士兵、议员、主妇、农民和工厂的工人们，她对美好世界的描绘唤起了人们的憧憬。1944年，她又视察了位于加勒比海和中美洲的美国基地。埃莉诺的出访极大地提高了军队的士气，她也赢得了官兵们的尊重和爱戴。《阿克兰明星报》称她是：“为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而献身。全世界没有比她更知名的女性，包括所有的最富魅力的电影女明星。”这是埃莉诺政治生涯的巅峰期。总统夫人这一职位为她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她也充分行使了这一职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成就。埃莉诺是一个敢于标新立异的人，在所有的第一夫人中，她是第一个定期举行记者招待会、每日为报刊专栏写文章、出版了数部专著、在全国进行巡回演讲、主持在白宫召开的全国性会议、向各社会改革组织全国大会演讲、在民主党的总统会议上作中心发言、在国外代表她的国家穿越战场的第一夫人。总之，这一时期由于国内外的因素，埃莉诺深深地卷入政治和社会活动中，再加上自身的政治才能，她的政治生涯达到了巅峰期。

四、1945年—1962年：再创辉煌时期

1945年4月12日，富兰克林去世了，埃莉诺结束了第一夫人的生涯。失去丈夫的埃莉诺感到孤独无助，尽管他们表面上不像其他夫妻那样恩爱，但他的生命是她在过去40年中的主要力量源泉，是她精神上的支柱。他们组成了奇特的一对，她是鼓动家，他是政治家，他们被不可分割的纽带联系在一起，而且互相汲取力量。他们的儿子吉米·罗斯福对此评价道：“真实的情况是他们之间存在着深沉而又不可动摇的感情和柔情蜜意。”埃莉诺经受住了失去丈夫的打击，此时她已原谅了他，她说：“所有的人都有缺点，所有的人都有需要、爱好和难处。多年来生活在一起的男女们开始了解到对方的缺点，但是他们也开始知道和他们一起生活的人身上和他们自己身上哪些是值得尊敬和敬佩的。”

离开白宫并不意味着政治活动的结束，埃莉诺要继续为富兰克林和自己的共同理想而奋斗。她说：“人类灵魂的搏击极富意义，其目的是在精神上达到尽善尽美的境地，并为了个人的利益和所有世界上那些共同苦干的人们的利益奉献无私的爱。”1945年的春天对埃莉诺来说是一个新的起点，她开始更加广泛地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并重新开始她的工作——写每日专栏、旅行以及回复她丈夫去世后各地寄来的信件。在以后将近20年的时间里，她依然是美国公众生活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埃莉诺比丈夫多活了17年，在这期间，她的政治活动非常频繁，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再创政治辉煌。她发表了许多文章，关注年轻人和亟待解决的少数民族问题。1945年12月，杜鲁门总统任命她担任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和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主席。此外，她还进行了大量的旅行，去印度、日本、摩洛哥等许多国家进行友好访问。她是有色人种国际联盟组织的成员，这个组织反对歧视黑人，支持有色人种。她还帮助成立了有自由民主人士参加的“美国民主行动”组织。1952年和1956年，她积极支持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阿德莱·史蒂文森竞选。1957年，她去苏联与赫鲁晓夫会谈，在雅尔塔赫鲁晓夫的别墅里，他们探讨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价值观。1960年9月，她去华沙参加了在那里举行的第15届联合国下属机构世界大会。在大会期间，她访问了克拉科夫，在赛伊姆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在波兰国际事务大学参加了讨论，并会见了波兰外交部长亚当·拉帕奇。1961年肯尼迪总统又任命她担任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她还被任命为和平团体的负责人和妇女权利委员会主席。

这是埃莉诺在政治上再创辉煌的时期。她已经不是美国第一夫人了，而是一个独立的政治活动家，这使她白宫后的生涯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影响。她在任第一夫人时的重要贡献使很多的政界人士都想借助她的政治力量进行政治活动，肯尼迪就曾借助埃莉诺在美国政界的影响力进行总统竞选，并在他当选后任命她担任政府官员。埃莉诺作为美国驻联合国使团的成员，主持起草了《世界人权宣言》，这个历史文件获得了全世界人民的好评。在埃莉诺生命的最后两年里，她的身体饱受痛苦的折磨，但她的工作热情几乎没有消减，她一面与白血病做斗争，一面为种族平等、世界和平与妇女权益大声疾呼。

埃莉诺一直为民众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她于1962年11月7日因白血病逝世，时年78岁。对埃莉诺逝世的消息，《纽约时报》加了这样一个标题：“她是世界妇女新角色的象征。”作家阿德莱·史蒂文森写道：“她面对黑暗总是点起明灯，而不是加以诅咒，她的热情温暖了全世界。”埃莉诺虽然逝世了，但她作为20世纪全美甚至全世界著名的女政治家之一，作为《世界人权宣言》的起草者，将永远被世人所敬仰和怀念。 埃莉诺·罗斯福的一生是不平凡的一生，她一生都在追求独立和美好的理想，与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20世纪全美乃至全世界最杰出的女性之一。

埃莉诺之所以走上政治道路并取得如此大的成就，与她的婚姻状况密切相关。与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联姻，预示着埃莉诺的一生都与政治连接在了一起。作为政治家的妻子，她渐渐地参与到丈夫的政治活动中。但1918年的露茜事件导致了他们亲密夫妻关系的结束，但却促使埃莉诺真正走上了从政之路。1921年，富兰克林身体的残疾虽然给整个家庭带来了阴影，但却弥补了他们感情上的隔阂。同时，富兰克林的瘫痪为埃莉诺从政提供了机会，她成了他政治上的代言人，代替他参加各种政治和社会活动。在这些活动中，埃莉诺的政治才能和专业知识受到政界人士的认可，以至于她的名声一度比富兰克林还要大。1928年，埃莉诺帮助丈夫成功当选为纽约州州长。对此，莫利·杜逊说：“罗斯福夫人在富兰克林的当选中发挥关键性的作用。”1932年，富兰克林在经济大危机前当选为美国总统，这为埃莉诺提供了更大的活动空间。

12年的第一夫人生涯是埃莉诺政治辉煌的时期，她一改传统第一夫人的形象，作为政治和社会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以及总统的合作伙伴出现在美国人民面前。在富兰克林去世后，埃莉诺依然为实现他们共同的理想而活跃于政坛，并成为公认的“世界第一夫人”。尽管埃莉诺与富兰克林的性格差别很大，但他们都热衷政治，政治维持了他们整整40年的感情。为了共同的事业，他们互相帮助，互相支持，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共同进入了世界名人的殿堂。美国史学家罗伊斯·沙夫对此评价道：“她确实对他很有帮助，但是他对她也有帮助。他为她提供了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她展示了她举世无双的才华和人格品质，赢得了最为广泛的认可和尊敬。很少有总统而且没有其他的第一夫人曾在这个舞台上发挥得像他们这样淋漓尽致。在鲜为人知的一些方面正如她是他的动力一样，他也是她的动力。”埃莉诺与富兰克林一起走过了40个春秋，他们的婚姻也是几经波折。富兰克林早年的背弃，使埃莉诺放弃了对美好婚姻的向往，但她却从来没有后悔嫁给富兰克林，而是选择了另一种表达爱的方式———在政治上帮助他。这种爱对视政治为生命的富兰克林来说是不可缺少的，更是别人无法代替的。也许生活就是这样，有失必有得，如果没有这种婚姻，埃莉诺也许就不会走上从政之路，更不会成为全美著名的女性之一。

埃莉诺·罗斯福(1884—1962)联合国外交家，人道主义者，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夫人，当时世界上最受人敬佩的妇女之一。她是西奥多·罗斯福的侄女，曾在英格兰求学。1905年与其远房堂兄富兰克林结婚。1945年罗斯福总统去世后，杜鲁门总统任命她为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曾任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主席。她对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的起草和通过起了重要作用。她曾在接受戴维·科宁斯时说过一些话对戴维·科宁斯起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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